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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柔柔談依法治軍之起源

2015-12-13 00:00:00  點擊量:1306


                        依法治軍之起源

大約是2001年初,得知新立同志論依法治軍的在職研究生畢業論文被某刊物登載,并受到學術界和有關方面的好評。后來,新立告訴我,他打算在那篇數萬字的論文的基礎上寫一本論依法治軍的專著。轉眼到了2003年初,大概是春節剛過沒幾天,新立在電話中告訴我,他的《依法治軍論》的專著已經完成了,想讓我為他的這本書寫個序言。聞聽此言,頗感意外。時下流行高官作序,何況新立論“官位”比我高,論閱歷和知識面比我豐富。但新立的堅持,使我不由地回想起我們十多年來的交往…… 記得與新立的相識是在1990年春。新立時任濟南軍區軍事法院的組長(實為庭長,1985年精簡整編后,大軍區軍事法院的“庭”曾被改為“組”并實行多年),當時我就驚訝,長我三歲的新立,不僅是法律上的行家,還是個利害的“寫家”。他不僅有不少法律方面的著述,還出版過大部頭的文學作品。

當時我曾應邀去參加由濟南軍區軍事法院承辦的一個法律服務工作的座談會。事實上,這個座談會所研究的問題遠遠超出了法律服務的范圍,而是以部隊法律服務為切入點,旨在促進依法治軍、促進整個軍事法制建設的一個研討會。發起并具體組織這個座談會的是時任濟南軍區軍事法院院長趙勝一同志(他在擔任濟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期間不幸于2002年底在一次車禍中遇難),新立此時可謂是趙勝一同志的“左膀右臂”。座談會期間,我與新立交談了很多,得知早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就在我調到《解放軍報》社開始承擔軍報法制宣傳工作的時候,新立也正趙勝一院長的領導下,滿懷激情的致力于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軍隊法制建設的各種探索。他們在軍事法院成立了全軍法院系統的第一個“法律咨詢處”,并且創辦了與《解放軍報》法制宣傳專版名稱相同的一份內部期刊――《軍人與法》,利用這一機構、這一陣地,他們傳播法律知識,解答官兵的法律咨詢,指導部隊開展普法宣傳教育,積極研究部隊的法律實踐。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可以說是社會法律意識的“啟蒙時期”、軍事法制建設的“蘇醒”時期、軍事法制理論以及軍事法學創立的“墾荒”時期。從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去看趙勝一同志、宋新立同志以及濟南軍區法院的同志們當時所做的一切,就不難發現他們所具有的開拓創新精神。記得新立當時曾告訴我,1986年在《解放軍報》集中報道海軍探索建立法律顧問制度并以此組織法學、法律專家探討如何推進軍事法制建設時,他們很受鼓舞,也很受啟發。首都軍內外法律專家探討軍事法制建設社的一舉一動、《解放軍報》宣傳軍事法制建設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他們的心。新立對我說,面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國家法制建設的迅速發展大好形勢,面對軍事法制建設與國家法制建設的巨大差距,作為一個軍隊法律工作者,他們深深地感到了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感到了我們這代軍人所肩負的歷史責任。

正是因為這種共同的志向――對軍事法制建設的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對依法治軍的呼喚與奮斗,把我與新立緊緊地連做一起,我們一見如故,從此成為摯友。在我們以后的交往中,每次聚首,幾乎都是在一些旨在事關軍事法制建設和依法治軍的重要會議或重要活動的場合之中,幾乎都有一些重大或重要的軍事法制建設事件發生。換句話說,新立經歷和參與了許多旨在推進軍事法制建設和依法治軍進程的重要活動。記得那時,我在軍報宣傳軍事法制建設時一有“風吹草動”,新立就會打電話詢問詳細情況,及時了解軍事法制建設的全局性動向,并向我介紹他們的相關工作情況,并不時為我們撰寫一些軍事法制設方面的文章和報道。1987年,我與圖們將軍等一些駐京部隊的法律界同志發起軍事法學團體的籌建工作,身在濟南的新立也積極出謀劃策,并“強烈要求”能吸收京外部隊法律界的同人參與。1988年,為促進軍隊法律服務工作的發展、促使軍隊律師制度的建立,并以此推進軍事法制建設和依法治軍的發展,《解放軍報》與當時主管軍隊司法行政工作的解放軍軍事法院聯合舉辦了《軍營律師征文》活動,在此基礎上,在全軍范圍內評選了10名“優秀特邀律師”(當時為帶動部隊法律服務工作的開展,經司法部同意,解放軍軍事法院向一批符合一定條件的離退休軍隊司法干部頒發了特邀軍隊律師證件)、10名“優秀法律顧問”(從專、兼職軍隊法律顧問處工作人員中評選)、10名“優秀法律咨詢員”(從基層兼職從事法律咨詢工作的人員中評選)。新立以其出色的成就和驕人的業績,榮登全軍10名“優秀法律顧問”之列。

之后,新立曾從事過一段時間的生產經營工作和軍隊司法行政工作,后來又回到軍區軍事法院擔任副院長。在他擔任軍區法院副院長期間,他參與了著名的“湯陰經驗”的指導、總結和推廣工作。“湯陰經驗”是指河南省湯陰縣建立“一組(黨委政府組織建立維護國防利益和軍人軍屬合法權益領導小組)一庭(人民法院設立維護國防利益和軍人軍屬合法權益法庭)一站(人武部設立維護國防利益和軍人軍屬合法權益法律咨詢站)”式的維護國防利益和軍人軍屬合法權益工作機制的一整套做法。該經驗從初步形成后,就得到了濟南軍區軍事法院以及濟南軍區河南軍事法院的大力扶持和精心指導,解放軍軍事法院也為此做了大量工作,這一經驗經《解放軍報》等媒體報道后,在軍內外產生了很大反響,引起了軍委總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視。在濟南軍區、河南省、山東省和大力支持和推動下,在解放軍軍事法院、濟南軍區軍事法院以及魯豫兩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具體指導和協調下,這一經驗在魯豫兩省被全面推廣。接著,最高人民法院和總政治部又聯合向全國推廣“湯陰經驗”。目前,全國的絕大多數省、自治區、直轄市都已借鑒“湯陰經驗”的做法,普遍建立了類似“一組一庭一站”式的維護國防利益和軍人軍屬合法權益工作機制。“湯陰經驗”的推廣和普及,不僅有效地解決了新形勢下困擾部隊和官兵的大量涉法問題,其意義和社會效果是多維的,連鎖性的,它不僅推動了地方政府和社會的法律擁軍,促進了部隊各項建設,而且強化了官兵的法律意識尤其是權利意識和依法維權的意識,促進了部隊的依法管理、依法帶兵,對依法治軍的深入開展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擔任副院長期間,新立還利用下部隊代職的機會,通過掛鉤聯系、蹲點幫扶的形式,指導部隊開展依法治軍,并參與總結了一些較有影響的依法治軍典型經驗。例如他參與指導總結的濟南軍區某高炮旅把依法治軍引入政治工作領域、運用法規制度加強部隊思想政治建設經驗,在《解放軍報》報道后,就獲得了部隊的關注和好評。

新立的這些豐富的軍隊法律工作經驗、積極探索依法治軍的大量實踐、長期以來所積累的軍事法制理論水平和法學功底以及他所具有的開拓創新精神,是他撰寫《依法治軍的基本含義依法治軍論》的天然條件和優越資本。《依法治軍論》從依法治軍的作用、目的、主體、客體、目標等多方面,較為全面地研究了依法治軍的基本含義;從理論基礎、經濟基礎、法律基礎、群眾基礎、實踐基礎等多角度,論證了依法治軍的科學依據;運用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特別是江澤民同志關于依法治軍的一些列論述,闡述了依法治軍的理論基礎,并以這些理論為指導,提出了依法治軍的一些基本原則,探討了依法治軍的重點目標;還對依法治軍的對象范圍進行了劃分和列舉,揭示了不同對象的法制特征;該書還對依法治軍的意義進行了深入分析,對依法治軍的理論研究作了必要的探討。顯然,《依法治軍論》的理論框架是合理的,所涉及的內容都是依法治軍必須解決一些基本理論問題,也是依法治軍理論研究的基本范式和基本命題。據我所知,這是目前我軍(當然也是我國)第一部全面系統地研究依法治軍的專著。它的問世,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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