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新闻财经频道股票行情直播

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40位經濟學家

2018-09-09 00:00:00  點擊量:1463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改革從農村起步,逐步推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科技創新能力不斷增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改善,綠色發展與可持續發展成為轉型升級的主旋律,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在這場影響世界的中國改革進程中,一大批經濟學家為此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改革開放是實踐,經濟理論都是在實踐中不斷總結提升的。中國經濟學家群體以他們敏銳的洞察能力,在觀察中國經濟的實踐中,成功創立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及相關學術理論,有力指導了經濟發展實踐。為紀念改革40周年,筆者結合經濟發展的實踐、40年的經濟生活變遷和自身感受,擬對作出重大理論貢獻、并對改革產生重大影響的部分經濟學家作簡要盤點。由于改革以來誕生的經濟學家比較多,筆者遴選了40位貢獻突出的經濟學家,故將他們稱為“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40位經濟學家”。

  提到農村改革,人們自然會不約而同地想到杜潤生(1913—2015)。杜潤生的貢獻主要是創立“家庭聯產承包制”理論。2008年的首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一百四十八位中國知名經濟學者通過投票得出了一個結論:改革開放以來對中國現實影響最大的原創經濟理論,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杜潤生及麾下的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被視為此理論的主要貢獻人。這是對杜潤生改革貢獻的權威認定,自然也可以認定杜潤生是影響中國改革的最重要的學術人物之一。作為經濟學家和當時高層的重要智囊,他主持起草并推動五個“一號文件”的出臺,在實踐上不僅使中國解決了糧食短缺問題、溫飽問題,而且為此后的更深層的改革和開放開辟了新的可能。

  說到對經濟改革的影響,筆者認為孫冶方(1908—1983)、薛暮橋(1904—2005)和于光遠(1915—2013))都是貢獻突出的經濟學家,因為他們探索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貫穿了從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是這個領域起核心作用的經濟學家,他們的理論影響最大。因為如果沒有對改革前30年的反思,對后來的改革認識可能還會停滯。孫冶方是最早倡導改革傳統經濟體制的,他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中一次大膽的嘗試和探索,使他成為創建社會主義經濟學新體系的積極探索者。遺憾是由于孫冶方在改革初期即離世,他對改革實踐的影響打了一定折扣。不過,以他命名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是中國經濟學界的“奧斯卡”,又從一定意義上折射出“孫冶方”的改革影響力不可小覷。薛暮橋的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書中。由于這本著作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啟蒙教材,對推動經濟體制的市場取向改革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于光遠對改革的影響可能更大一些,是因為涉及改革開放中的許多重大理論問題都是由他率先或較早提出的。當然,卓炯(1908—1987)等經濟學家也是有理論貢獻的。

  從探索改革初期的實踐看,童大林(1918—2010)、蔣一葦(1920—1993)、馬洪(1920—2007)、楊培新(1922—2016)、劉國光(1923—)、董輔礽(1927—2004)、楊啟先(1927—)、高尚全(1929—)和王夢奎(1938—)都注重改革的總體研究,他們的探索相對比較全面一點,也更注意改革的實踐。童大林是最早從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探索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在擔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時,積極組織、領導擬訂全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方案,籌劃和指導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為促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確立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童大林以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勇氣,在改革中影響是有目共睹的。蔣一葦的“企業本位論”奠定了他對改革的影響。蔣一葦自改革初期就一直活躍于改革理論的前沿探索,他的一系列觀點,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蔣一葦深入重慶等城市,積極投身于改革的實踐,許多建議被采納并付諸實施,為我國企業改革和管理理論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馬洪長期從事經濟理論研究及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工作,在經濟改革、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戰略、工業管理和企業管理等研究方面有豐富的成果,是在新中國建設以及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成長起來的經濟學家。他從中國國情出發,倡導和推動中國市場取向改革,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貢獻比較突出。楊培新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包死基數,確保上繳,超包全留,歉收自負”的十六字改革方針,“使企業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由傳統的行政隸屬關系轉變為以贏利為核心內容的經濟契約關系,他的承包制理論也成為中國上世紀8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劑靈丹妙藥。”“楊承包”由此名聲鵲起。同時,他對金融領域的改革影響也相當大。劉國光對國有企業改革、效率與公平、改革方向等領域的研究比較多,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探索付出的努力最多,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和目標模式的形成做出了前瞻性貢獻。董輔礽在改革初期率先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國家所有制形式”,提出“政企分開”等觀點,從理論和實踐上為推動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他堅持所有制改革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公有制為主導的多種所有制的混合經濟,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公平和市場效率的結合,發展資本市場等。作為中國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者之一,他也是改革實踐的積極推動者。楊啟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與體制建設、宏觀經濟管理和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研究方面,學術成就顯著。特別是對國企改革的重點和難點等,他都有較全面的了解和認識。作為國企改革的見證人和推動者,楊啟先的影響是廣泛的。高尚全長期致力經濟體制改革及宏觀經濟的理論、政策方針與方案的研究工作,是我國研究經濟體制改革的主流經濟學家之一。他多次參加黨中央、國務院重要政策和體制文件的起草工作。到目前為止,他依然時常游走于海內外各種論壇,不遺余力地為中國改革鼓與呼。可以說,高尚全一輩子從事改革研究,他對改革影響是深遠的。王夢奎先后擔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幾乎年年主持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對改革實踐的影響看,袁寶華(1916-)、方生(1925—2002)、曉亮(1928—2012)、周叔蓮(1929—2018)、厲以寧(1930—)、吳敬璉(1930—)、劉鴻儒(1930—)、張卓元(1933—)、蕭灼基(1933—2017)和周小川(1948—)的影響力更顯得相對“專”一點(當然也不乏總體上影響),對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袁寶華在擔任我國工業主管部門和國民經濟綜合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時,就力主企業改革、擴大企業自主權并進行試點,總結推廣了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在中國工業經濟方面有著重大的影響力。方生是一直活躍在中國經濟學界的改革意識強烈的經濟學家,其論著尤其是關于對外開放的問題的精辟論述,頻頻見諸于報刊,聞名于海內外。他在1991年發表于《人民日報》的《對外開放和利用資本主義》一文,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影響大,貢獻大,被理論界譽為“方開放”。曉亮長期倡導合作經濟,積極主張發展民營經濟,有“民營經濟之父”之稱。他的《寄希望于民營》等著作,都是發展民營經濟的一系列創新觀點。他在許多重要媒體發表的理論觀點,為促進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發揮了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周叔蓮是影響工業改革的一位經濟學家,始終站在理論探索的最前沿,堪稱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急先鋒”。周叔蓮最早提出了中國應優先發展輕工業的發展戰略,從理論上論證了國有企業有必要也有可能實行自負盈虧,對中國工業發展戰略的一系列重要問題提出了建議。他用30多年時間潛心思考和研究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洞開工業經濟理論的天窗,是中國新時期30余年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見證者和理論推手之一。厲以寧在改革開放初期即論證倡導我國股份制改革,主持《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工作。他提出的股份制理論成為中國推進資本市場建設和國企改革的重要理論支撐,這是他對中國經濟改革最大的貢獻。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征程中,“厲股份”的影響是響當當的。吳敬璉對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和經濟與社會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特別是推動市場取向改革,提出適時轉變到整體改革戰略、國有經濟調整與國企改革,倡導以法治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都對改革產生了積極影響。劉鴻儒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金融改革領域。他作為中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一個見證者和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從封閉、單一化走向開放、多元化道路的一個設計者、參與者和領導者,劉鴻儒為中國金融改革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張卓元積極參與中國體制改革理論問題的研究,是“穩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較早提出社會主義經濟中應引入競爭機制、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實現從行政定價體制到市場定價體制的過渡等觀點,主張價格改革“走小步,不停步”,為改革貢獻了若干理論智慧。蕭灼基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經濟體制改革、產權制度、金融證券、涉外經濟等研究領域,發表了一系列創新觀點,為改革開放做出了前瞻性的理論貢獻。他是中國較早從事證券市場理論研究的學者之一,對中國證券市場的研究鞭辟入里,對股市的真知灼見令眾多海內外學者嘆服,被譽為“蕭股市”。蕭灼基對中國證券市場的建設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周小川長期在金融領域工作,是最典型的學者型高級官員。無論是學術主張,還是執掌央行,主導與“人民幣”相關的各項金融改革,周小川對中國金融改革的影響都是巨大的。

  下面提到的經濟學家都是新中國成立后出生的。他們學歷高,海外留學或學術考察帶來的視野更寬,對改革的思考都有更深層次的內涵,特別是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他們的理論影響也體現在不同的領域。

  陳錫文(1950—)一直是中國制定農村改革政策的參與者之一。由于陳錫文在我國農業與農村政策研究及決策領域的杰出貢獻,加之長期供職的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使得陳錫文在農村、農業經濟工作領域等重大問題的決策上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周其仁(1950—)通過一篇篇論文和調查報告、媒體專欄,對中國的電信改革、醫療改革、城鎮化、農村土地確權與流轉、貨幣政策與匯率、國企改革等,都有重要建言,是始終通過學術研究推進中國改革進程的經濟學家。金碚(1950—)長期從事工業經濟研究,他主持編寫的《中國工業發展報告》持續出版十多年,產生重大影響。他研究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和實踐,深刻闡述了國企的特殊性質、在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主要優缺點和歷史使命,提出了“國有企業是特殊企業”的代表性理論主張,在政府管理部門和國有企業中產生了很大影響。李揚(1951—)一直站在金融研究的最前沿,他的《中國金融改革研究》等著作相當有影響。從斷言“人民幣不可能大幅升值”到“銀行不能變成當鋪”,李揚以他的專業知識和一腔熱情時刻關注中國經濟的發展。林毅夫(1952—)主要研究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最有影響的是過渡經濟理論。由于他學術成就突出,擔任的各種社會職務比較多,從政策到公眾,林毅夫的影響力非常高。劉鶴(1952—)是一位學者型官員,他的許多改革思路付諸實踐,對中國經濟改革都會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魏杰(1952—)、樊綱(1953—)和劉偉(1957—)是享譽國內的的經濟學家,他們與鐘朋榮構成了“京城四少”。實際上,“京城四少”的雅號可以印證他們對改革的影響。從新世紀以來的學術影響力看,魏杰、樊綱和劉偉的影響繼續上升。魏杰在研究中國企業方面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為人們揭示了中國法人治理結構、企業產權制度、企業發展戰略、企業的管理制度、企業文化問題的更深、更新的最前沿信息。樊綱則在宏觀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過渡經濟學方面取得若干學術成就,常有學術亮點引起媒體關注。劉偉的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加上他又擔任著名高校的校長,他對經濟改革的影響還是強勁的。華生(1953—)是影響我國經濟改革進程的價格雙軌制、國資體制、股權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動者之一。為了推動中國證券市場改革,他提出股權分置改革和整體上市改革思路,在實踐中取得成功,使他成為對中國證券市場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謝平(1955—)是“中國互聯網金融之父”。2012年4月,謝平首次提出“互聯網金融”概念,就受到各界的廣泛關注。此后,互聯網金融發展非常迅猛,對企業和百姓生活都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客觀地看,謝平在互聯網金融理論的開創性研究,使中國金融發展走上創新之路,對國際金融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錢穎一(1956—)的研究領域包括比較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中國經濟等方面,但他影響最著名的是在轉軌經濟中作用于政府和企業激勵機制的研究。錢穎一擔任著很多社會職務,加上他的學術影響,他對今后改革的影響還會繼續。蔡昉(1956—)長期從事人口問題的研究,在人口經濟方面建樹頗豐。近年來隨著改革的深化,人口問題出現了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蔡昉的學術影響力迅速上升,也將對改革產生一定的影響。郭樹清(1956—)在改革初期發表過不少“改革思路”方面文章,整體改革思路清晰。之后他走上從政之路,在實踐中繼續他的“改革思路”。隨著他又回歸金融領域,他對金融改革的影響會逐步顯現。范恒山(1957—)是新世紀以來對改革有一定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他長期在國家發展改革委任職,主要組織協調區域經濟工作,對區域經濟的研究傾注了更多精力,為區域發展和改革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議。張維迎(1959—)在媒體常有改革的新觀點,他的《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對改革的爭論產生重要影響。張維迎的擁躉不少,對改革都會產生一定促進作用。李稻葵(1963—)長期關注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研究,學術成果豐富。李稻葵對近年來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都有過精彩的言論,是“60后”經濟學家中最有影響力的。

  以上僅從改革實踐的角度盤點了影響改革的40位經濟學家(難免掛一漏萬),其中13位已經永遠離開了我們。這些經濟學家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改革政策、改革理論、改革實踐等方面,改革能夠有今天的成就,離不開他們艱辛探索的理論智慧和改革方案,他們卓越功勛應該給予肯定,也應該給予總結宣傳。實踐是理論之源。改革已經進入全面深化的新階段,實踐呼喚理論。我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投身改革研究,他們在中國改革的偉大實踐中定會留下更加光輝的足跡。文章轉自經濟學家人物

點擊這里給我發消息

有线新闻财经频道股票行情直播 14场胜负 北京快乐8 山西快乐十分 访问出错或页面为空 重庆百变王牌 河南十一选五 亿客隆彩票官网 新浪体育nba直播表 365比分网电竞 湖北快三 北京赛车 27号竞彩足球比分直播 1z电竞比分 时时彩 云南十一选五 德甲积分榜雪缘园